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与把握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包括坚持“两个结合”等。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为实现民族复兴奠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李媛媛

　　彰显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自觉自信。从文明传承视角来看，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奋起的命运转折。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注重从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些探索为守护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积累了丰富经验、带来了重要启示。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遭遇了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临文化主体性丧失的重大风险，不得不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中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在中西文明激荡的时代条件下走上历史舞台的。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制度模式、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台，但都未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二元对立的误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提供了用科学态度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方面进行改造，并发掘其中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里的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体现了我们党立足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文明创造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破解了近代以来聚讼纷纭的“古今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赋能。

　　提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和增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也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揭示走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无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就无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面向中国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制度创新。

　　从理论层面看，我们党始终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例如，在方法论上，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这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就有体现。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矛盾论》生动阐释了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又如，在认识论上，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实践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相契合，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中亦有体现。这些方法论、认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价值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例如，中华民族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政不离德的德治传统，此后儒家推崇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这些政治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在国家建设、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又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其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寄托着相同的美好愿景。

　　从制度层面看，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创新完善。例如，中国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历史事实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民族理论相融通，决定了中国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顺应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

　　“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坚持“第二个结合”，我们不仅能够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解决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全新方案。

　　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式现代化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经济体系和发展路径，但其是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局限与弊端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事实证明，不同文明的历史传统和发展道路存在着深刻差异，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不仅以非断裂性、非依附性的模式实现了自身文明形态的延续、迭代与创新，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文明复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亟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大智治制”等理想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格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等，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以实际行动向世界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的理念转变与规则创新，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洞察时代大势，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李媛媛，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据《经济日报》）